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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场案威尼斯3775网站 顺天丁酉科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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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择优录取及示人至公,历朝历代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得评卷制度趋于严密合理。唐朝武则天时,已经出现了封弥制度。封弥又称糊名,即将试卷上的考生姓名、籍贯、家世等关键信息密封起来,代之以字号。这主要是为了防止考官评定试卷时徇私作弊。不过武则天只是在吏部试中使用封弥,并没有把这一方法应用到举人考试当中。到北宋时,封弥制度才成为科举定制,并且已经有一套规章流程,相当完善。直到今天,在许多重大考试中,封弥还被使用。

9月19日,在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五斗江乡五斗江村,该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在进行名人、民俗资料采集时,发现一份清朝顺治年间的《民事调解书》。肖远泮 摄

在此案未发前,明孝宗朱祐樘在宫中饮宴观戏。一个优伶扮成个卖猪蹄的,用盘子端了熟猪蹄,边走边叫:“卖蹄啊!”另一个优伶扮成买家上前问价钱。卖蹄的答道:“一千两银子一个!”买的人惊问道:“怎么这么贵?”卖的答道:“我这是熟蹄,并非生蹄。”即暗喻京师有人向举人卖会考试题。可见当时科考中,考生买题、考官卖题舞弊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中新网吉安9月19日电(王昊阳 肖远泮 王重锴)9月19日,在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五斗江乡五斗江村,该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在进行名人、民俗资料采集时,发现一份清朝顺治年间的《民事调解书》。

封弥、誊录制度在防止考场作弊中起了关键作用,也为后世所沿用,如明清时期的乡试、会试试卷都是封弥后并重新誊写的。但是,事情往往是“上有计策,下有对策”,糊名、誊录只是防止舞弊的重要手段,还是不可能完全杜绝科场舞弊的发生,考官和考生之间仍然可以通过以事先约好的暗号做暗记的形式作弊,这就是所谓的“关节”。北宋真宗年间,宋朝刚刚实行了弥封、誊录等一套防范严密的制度,关节之弊便相应而生。一次科考前夕,翰林学士杨亿特地设宴招待来京应试的同乡举子。应邀前来的考生听闻杨亿将成为“文衡”,个个兴奋不已,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更有人直言请求杨亿给予照顾。杨亿听到后,勃然变色,骂了出自《尚书》的骂语——“丕休哉”,然后拂袖而去。在场举子大多面面相觑,以为碰了钉子,但也有几个聪明的听出话中有话。数日后,杨亿出任知贡举,几名卷子中用了“丕休哉”的考生尽数被录取。

  这份《调解书》夹在线装的郭氏族谱内,为宣纸竖写,宽20厘米,长36厘米。记录调解事由、结果,有地保、保长、武生、监生、证人的签名,落款为顺治九年(1652年),迄今359年。

最后桂榜发榜的结果,李振邺的二十五名关节考生中取中五名,如愿以偿。而张我朴为了自己的关节考生,硬是挤掉了另一同考官郭濬的关节考生浙江嘉善贡生蒋廷彦、蒋文卓兄弟。郭濬为了有所交代,有意将李振邺、张我朴的丑行告诉了蒋廷彦。蒋氏兄弟自然怀恨在心。而众考生也发现这一榜有不少问题——不少胸无点墨的榜上有名,诗书满腹的则名落孙山。一时间,物议沸腾,群情汹汹,其中尤其以张汉和蒋廷彦兄弟意见最大。

  据《调解书》内容显示,被告姓名为曾国我,其祖在明崇祯年间迁至当地,世代为郭大老爷看守坟山,因坟山树木被他人盗伐,曾国我有失照之罪,后经郭氏四爷宽恩,未施惩罚,曾国我保证不再失照,否则当坐罪。《调解书》正文之后署有原告、被告以及地保、武生、监生、保长等人姓名,被告名字后面有一大写的押字。

有个杭州贡生张绣虎甚有心计,竟然想到敲李振邺和张我朴竹杠的主意。张绣虎先是找相识的吏科给事中陆贻吉(《东华录》作陆姓,据吴伟业《吾谷行》注及王应奎《柳南随笔》,贻吉姓严,为嘉靖大学士严讷裔孙),要他出面去给李振邺和张我朴带话。陆贻吉哪里会惹这种麻烦,于是张绣虎就自己拿着张汉的揭文直接去找李振邺、张我朴二人,敲诈了一千二百两银子。

  据遂川县县文化馆工作人员介绍,这份民事调查书的发现,对研究清朝时期当地的民风民俗、乡规民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完)

但此案还没有就此了结,顺治皇帝穷追到底,株连甚广,受牵连者达一百多人,以致“朝署半空,囹圄几满”。

考生本人作弊最常见的就是挟书,即偷偷地把与考试内容相关的书籍或写有文字的字条带进考场。从唐朝开始,就开始禁止挟书。据《通典卷十五》记载:“礼部阅试之日,皆严设兵卫,荐棘围之,搜索衣服,讥呵出入,以防假滥焉。”但挟书之禁终唐一朝未成为定制。一直到北宋时,才专门设监门、巡铺等官吏,搜索巡查考生是否挟书,一旦发现,便会严加处罚,即取消一次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南宋时加重为取消五次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明清时也一再申严挟书之禁,并进一步加重了处罚,如顺治二年即明确规定:“生儒入场,细加搜检。如有怀挟片纸只字者,先于场前枷号一个月,问罪发落。搜检官役知情容隐者同罪。”(《清朝文献通考卷四十七》)康熙五十三年又规定:“凡考试,举人入闱,皆穿拆缝衣服,单层鞋袜。止带篮筐,小凳,食物,笔砚等项,其余别物,皆截留在外。如违治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四一》)乾隆九年,又进一步详细规定:“士子服式,帽用单层毡;大小衫袍褂,俱用单层,皮衣去面,毡衣去里,裤油布皮毡听用,止许单层;袜用单毡,鞋用薄底,坐具用毡片。至于士子考具:卷袋不许装里,砚台不许过厚,笔管镂空,水注用瓷;木炭止许长二寸;蜡台用锡,止许单盘,柱必空心通底;糕饼饽饽,各要切开。至考篮一项:应照南式考篮,编成玲珑格眼,底面如一,以便搜检。士子点名时,头二门内,令搜役两行排立,士子从中鱼贯而入。以两人搜检一人,细查各士子衣服,器具,食物,以杜怀挟之弊。若二门搜出怀挟,即将头门不能搜出之官役,照例处治。”这些措施虽然难以杜绝怀挟之弊,但对于防弊显然有重要的作用,如乾隆九年顺天府乡试,当场查出四十二名挟书者。乾隆皇帝为之震怒,特派遣亲近大臣严密稽查,规定凡搜得一名挟书,给搜役银三两。顿时,有两千八百名考生不等点名便闻风而散去。

这一场乡试闹得满城风雨,朝野尽知,唯独顺治皇帝一人被蒙在鼓里。此时,他宠爱的董鄂妃刚刚生下了一个儿子,皇帝欢愉异常,眼中只有董鄂妃母子不说,还公然宣称董鄂妃所生的皇四子为“朕第一子”,隐隐有立为皇太子的意思。随着新生儿的诞生和皇帝鲜明的态度,清后宫内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变得更加残酷。一时之间,董鄂妃母子成了众矢之的。

任克溥,字海眉,绰号“任帽子”,山东聊城县人,顺治四年进士。他之前曾积极谋取乡试的同考官之位,但却没有被选中。时人均认为任克溥是对自己没有当选上同考官而怀恨在心,所以才故意揭发了科场案。也有一种说法,认为任克溥是受了礼部尚书冯铨和大学士刘正宗等山左诸大老(左即东面,山左诸大老指山东籍的高官,并非某著名小说中所说的满人贵族)的指使,有意让李振邺等南方官员难堪,即所谓的“荼毒南士”。于是,本来单纯的科场案又扯上了南北党争。

四月二十二日,已经被判处死刑的四十名案犯突然被提出大狱。按照惯例,朝廷若有斩决,镇抚司开南角门,刑部备绑索、口衔(用以禁止犯人喊叫出声),点刽子手,工部肃街道。案犯听说镇抚司已经打开了南角门,又听说刑部已经准备了四十副绳索、四十枚口衔、四十名刽子手,无不魂飞天外。哪知道出了南角门后,案犯未被五花大绑,被押解去的地方也并非宣武门外菜市口的刑场,而是太和门。原来顺治皇帝认为人命关天,担心其中或有冤情,决定再亲自审讯一遍罪犯。皇帝亲审非同小可,刑部、大理寺各方人马无不到场,一干刑具也应有尽有,摆在一旁,案犯中吓得便溺齐出者大有人在。

同考官李振邺作弊的方式实际上就是“用襻”,他让苕溪贡生张汉去收贿银,只要考生交了钱,他就会与这些考生事先约定关节,即暗号“襻”——约定在试卷某段某行第几字使用某字。小妾喜滋滋地将李振邺的话带给张汉后,张汉眼睛骨碌一转,认为自己跑腿去找关节的主顾,风险全在自己,只收一千二百两的中间费太少,便怂恿小妾去找李振邺要具体的关节,一个关节卖六千两银子,然后由张汉和李振邺对分。李振邺听说后,对张汉的贪婪很是不满,但经不住小妾的软磨硬泡,还是将关节告诉了她。张汉得到关节后,便公然出入华胄富豪之家,认为名利双收不过是指日可待。

李振邺恨上张汉后,决意让他落榜,但表面却依旧敷衍,卖关节的活动也照旧没有停止。到最后同考官的任命正式公布、考官须入帘锁院时,李振邺手头中的名单上已经有二十五人,都是他收了钱的关系户,向对方承诺一定录取的。为了日后方便,李振邺事先有意在二十五人中安排了三种不同的关节:第一种是之前通过小妾透露给张汉的,张汉和出钱向张汉购买的三名考生都知道。但自从张汉与李振邺交恶后,此关节实际上已经是暗藏杀机;另一种给五名交了钱且出身名门望族的考生,保证他们务必考中;最后一种则给只是有钱的一般考生,占了大多数。

自古科举取士被称为“抡材大典”,原本该是朝廷为国家选拔人才的最好机会,而考场内众考官却肆无忌惮地作弊坏法,不加掩饰地瓜分中榜名额,实在是令人侧目。考场外也不平静,关于考生向考官暗通关节的流言蜚语充斥着整个京城。

各地的考场中,以顺天科场最为重要。顺天科场设在京师北京,凡顺天、直隶河北省、关外以及名隶国子监或籍系满蒙汉军八旗的士子,都可以参加顺天乡试,称为“北闱”。同时也允许各地监生、贡生离开本籍,到京师赴考。

这里先说说贡院。贡院一般建在城内的东南方。大门正中悬挂有“贡院”的墨字匾,东西分别建有“明经取士”和“为国求贤”两座牌坊。进大门后则是龙门,门内建有明远楼,居高临下,可以监察举子及众人的行动。明远楼的两侧就是号舍,就是举子考试的地方,一般有数千间至上万间。号舍都是各自独立的,按《千字文》编号,比如“地一号”,即“地”字排的第一间号舍。每间号舍外墙高八尺,门墙高六尺、宽三尺、深四尺,空间很是狭窄,大概一顶轿子大。而且没有门,是敞开的。号舍内,砖墙东西两面,离地一尺多及二尺多处各砌有砖托,以承木板。板可抽动,白天以下板为凳,上板为桌答卷;夜间将上板安入下层,合而为床以卧。每号舍容纳一人,考生坐卧、饮食、答卷均在其中。这样做的目的,一是可以防止应考生私相传授作弊,二来也便于维持考场秩序。

来自浙江湖州苕溪的贡生张汉没有就近报名参加在本省省会杭州举行的乡试,而是千里迢迢赶到京师北京参加顺天闱的乡试。他本就家境不佳,凑齐路费已经是十分艰难,更不用说一路北上舟马劳顿之辛苦。张汉如此费尽周折地报名顺天乡试,自然是有理由的。按照当时规定,每次乡试,各省录取的名额事先都有规定,且数量不一,根据各地文风、人口而定,如此,顺天则高居各省之首。录取名额多了,录取的几率自然就大得多,因而全国各地不少士子像张汉一样,宁可多花路费,也要参加顺天的乡试。

一干犯人死里逃生,转瞬又被押到刑部在长安街临时设下的公案,要当众杖打。轮到五十多岁的老名士陆庆曾时,监视的刑部堂官见他白发苍苍,不禁起了怜悯之心,相顾惋惜嗟叹。刑部皂役刚刚恶狠狠地打了两板子下去,陆庆曾已是血迹斑斑,说不出话来。刑部侍郎杜立德便忍不住九-九-藏-书-网了,拍案而起,呵斥道:“皇上以天恩特赐宽宥,你们却欲置之死地,这不是有意辜负上意吗?虽然是打四十大板,皇上的意思不过是示辱而已。如果我理解错了,我自己一个人承担。但你们不听我的话,我现在就踢死你们。”皂役被吓住了,于是下手轻了很多。于是,自陆庆曾起,后面的案犯均少了不少皮肉之苦。

宋朝时,除了取士的数量大增外,对科举制度的最大改良当属皇帝加强了对取士过程的控制。自宋太祖赵匡胤开宝六年起,殿试正式成为定制,取中的进士一律要经过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最后的名单和名次也由皇帝钦定,因而所有及第的人都成了“天子门生”,而不再是考官的门生,由此减少考官同士子结党营私的可能性。殿试结束后,宣布登科进士名次,然后由皇帝赐宴琼林苑,史称琼林宴。凡于殿试中进士者均立即授官,不需要再经吏部选试。

陈之遴,字彦升,号素庵,海宁盐官人。出自著名的海宁陈氏。后民间传说乾隆皇帝本为海宁陈氏子孙,即为陈之遴一系。陈之遴年轻时与东林、复社名士钱谦益、吴伟业、陈名夏等结交,后来陈之遴还与吴伟业结成了儿女亲家,其妻徐灿是当时声名远播的女诗人。崇祯十年以一甲二名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清兵入扰衡水一带,其父陈祖苞时任顺天巡抚,因城池失守下狱问罪,很快病死。陈之遴受到株连被罢官。清兵入关后,起初效命于南明政权,被任为福建主考官。后投降清廷。其所作《念奴娇赠友》一词中说:“行年四十,乃知三十九年都错。”表达了改换门庭的心态。陈之遴甚至还劝说洪承畴发掘明孝陵,“尽变本来面目”。入清后,陈之遴很受清摄政王多尔衮器重,多尔衮死后,又得到了顺治皇帝重用。令顺治皇帝开始对陈之遴不满的是京师“大豪”李三事件。李三本名李应试,别号黄膘,因排行老三,又称李三。他是明清交替之际北京城极为传奇的人物,以一介平民的身份,却势焰熏天,玩弄王公重臣于股掌之间。李家世代在明朝中央各部当“书办”,李三本人也是书办出身,在明朝犯了重罪,被关在刑部大狱中。刚好明末天下大乱,他乘机逃出,并召集了一部分人,将明朝各部“案例”全部偷回家中藏匿起来。

封建时代,法律条文粗略,处理各种案件全凭案例。清朝定都北京之初,凡事都在草创之中。六部创建之后,处理事务没有案例可循,头绪纷繁下,大小官员无不叫苦连天。李三把持了案例,奇货可居,趁机从中渔利,包揽词讼,案犯的生、死、徒、徙,官吏的升、降、奖、惩,钱粮的征、拨、减、免,往往由他片言决断。封疆大吏、朝中重臣为保饭碗,争相辇银输金“购买”案例。几年之间,李三便富可敌国。他在京城大造宅第园林,其规模堪比王公。尤其不可思议的是,他明目张胆地将自己的住所按中央六部的样式修建,分置“吏部”、“户部”、“刑部”等各房。外来人有事某部,即投某部房内。而李三本人则总领各“部”,俨如君临天下的帝王。经过数年经营,李三的势力越来越大,耳目遍布朝野,“明作威福,暗操生杀”。不管是朝廷官吏,还是平民百姓,只要他对谁不满,就立即派人暗杀,官民震慑,莫敢撄锋。顺治八年,李三称霸京城之事渐渐传入大内,顺治皇帝十分震惊,就此事问陈名夏,陈名夏支吾不敢说话。顺治皇帝勃然大怒,立即命步军统领带人将李三逮捕,交刑部审理,刑部也迟迟拖延,不敢开审。顺治皇帝便命王公大臣会同诸大学士审理。审讯时,唯郑亲王济尔哈朗(努尔哈赤弟舒尔哈齐之子)大声诘责李三,其余王公及大学士,如宁完我、陈之遴、陈名夏等皆缄口不言。

事后,郑亲王诘问陈之遴,陈之遴说:“李三巨恶,诛之则已,若不正法,之遴必被其害。”堂堂重臣,如此畏惧一平民,也可谓骇人听闻了。在顺治皇帝的干涉下,李三及其党羽最终被杀。因为之前陈之遴抢先提出要立即处死李三,引发了人们猜疑他是要杀人灭口。在面临郑亲王济尔哈朗调查的压力下,陈之遴终于承认自己与李三有牵连,由此被免除大学士之职,从此失去了顺治皇帝的信任。从明朝到清朝,冯铨、刘正宗均卷入了南北党争,经历了各种各样险恶的政治风波,对南方籍官员恨之入骨,因而传说是他们二人以乡试“本为遴选真才,以备任使,关系最重”为由,指使任克溥上书揭发李振邺等南方大臣,这种说法必然不是空穴来风,两人之后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推波助澜便是明证。

龚鼎孳,字孝升,号芝麓。安徽合肥人。崇祯七年,龚鼎孳中进士,时年十九岁,授湖北蕲水知县。崇祯十四年大计,政绩列湖广之首,迁兵科给事中,诏入京。李自成攻陷北京后,龚鼎孳投降为直指使,奉命巡视北城。有人责问龚鼎孳为何屈膝变节,龚鼎孳说:“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这便是郁达夫诗“莫怪临危艰授命,只因无奈顾横彼”的典出,时人均视为千古笑谈。清朝入关,龚鼎孳又主动迎降,官授吏科给事中,历官太常寺少卿、左都御史、礼部尚书等职务,还当了几次会试点考官,是著名的“三朝元老”。虽然于气节上有亏,但龚鼎孳才气纵横却是无可否认,他写数千言可以一挥而就,而且辞藻缤纷,一点都不用修改。顺治皇帝在宫中读了龚鼎孳的文章,叹道:“真才子也!”清初名流多出龚鼎孳门下。陈名夏,江苏溧阳人,少时以文名著称,为复社名士。崇祯十六年会试中,名列四百名进士之首,殿试取中第三名,明末任翰林院编修,兼户、兵二科给事中。甲申之变前夕,陈名夏曾面见崇祯皇帝,建议召集山东义勇救援京师。李自成大顺军攻进北京之日,陈名夏上吊自杀,但被家人解下救活。李自成手下官员牛金星下令征明朝官员入宫后,陈名夏躲了起来,不久被人检举,终被大顺军抓获。

负责审问陈名夏的是一位姓王的山西秀才,刚好与陈名夏相识,因而力劝陈名夏加入大顺政权。陈名夏逃跑不成后,终于还是投降了李自成。不久后,他又找机会逃往南方家乡。由于当时的南明朝廷正在缉捕曾经投降李自成的明朝官员,陈名夏又被迫再次逃亡,几经辗转后,在福建天姥山遇见好友兼儿女亲家方以智。方以智送了陈名夏一大笔钱,助他逃亡。陈名夏最终到了河北大名,在此地遇见同年成克巩。成克巩当时刚接受了清廷的征召,便将陈名夏推荐给保定巡抚王文奎,再由王文奎上疏,向清廷推荐陈名夏。顺治三年正月,陈名夏出仕清廷,从此平步青云。其人“所推南人甚众,取忌于北”,“国族侧目”,从步入仕途之初就不可避免地卷入了激烈的党争。顺治十一年,刘正宗突然发难,弹劾南方派系首脑人物陈名夏,起源便是一套明朝的衣冠。顺治皇帝喜欢汉式服装,经常在宫中穿戴明朝皇冠、皇袍,并对镜沾沾自喜,认为比满服强多了。当年二月,顺治皇帝一时兴起,将明朝朝服公然从内廷拿到内院,向群臣展示。有大臣为了迎合皇帝,连声说好,顺治皇帝也是一脸笑容,看上去很是满意。陈名夏一时感慨,对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宁完我(努尔哈赤时便已经归降后金)说:“只须留头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矣!”宁完我立即勾结与陈名夏积怨已深的刘正宗同时发难,参劾陈名夏“结党怀奸,情事叵测”,主要罪状有“倡复冠服,涂改诏旨,结党行私,循情纳贿,纵子肆虐”等等,其中最核心的是陈名夏把“留头发,复衣冠”作为“第一要紧事”,声言是“天下太平”的关键,是以宽衣博带为名,行变清朝为明朝,“计弱我国”之实。

如此一来,陈名夏就有反清复明的重大嫌疑。顺治皇帝十分重视,命令内三院、九卿、科道、詹事等官在午门外会同对陈名夏逐条审问,从重定罪。陈名夏在受审中据理反驳,刑部右给事中刘余谟、御史陈秉彝在旁为之竭力辩护。双方争执不下,在午门楼上暗中观察的顺治皇帝见此情景大为恼火,立即召见刘余谟、陈秉彝二人,大加训斥,并立即解职。最终,陈名夏被定罪,以弓弦绞杀于午门内的灵官寺,终年五十四岁。时人因而感慨说:“溧阳千磨百铄而不死,死之以弓弦。”

蒋廷彦、蒋文卓兄弟也不甘寂寞,步张汉后尘写了一份揭帖,预备公开张贴在市集上。揭帖中揭发了张我朴以权谋私的事实,为了举证,还特意提到张绣虎成功敲诈李振邺、张我朴的情节,以表示李、张二人心虚,并说明被敲诈的一千二百两银子是另一名同考官陆贻吉经手的。陆贻吉听说后急忙赶来,怒斥蒋文卓并和其理论。蒋文卓于是在揭帖上删掉了陆贻吉的名字。

刑科右给事中任克溥感觉时机来临,就此上疏参奏说:“北闱榜发之后,途谣巷议,到处都有不满怨言,此中弊窦甚多。”他还拿出了蒋廷彦和张汉所投送的揭帖,举例说中试举人陆其贤是用银三千多两通过吏科给事中陆贻吉向考官李振邺、张我朴贿买得中的,并指出类似这类事不在少数。

李振邺的二十五名关节考生中,排在首位的是浙江云间秀才陆庆曾,但此人恰恰不是入贿者,关节也不是出钱买的,而是李振邺主动送上门的。陆庆曾是明朝礼部尚书陆树声(明朝嘉靖二十年状元)之孙,不但少有才名,且家境富裕,擅园亭之胜,享誉名士二十年,偏偏老来不甘寂寞,参加了北闱考试。他精通医术,曾经治愈过李振邺的怪病,李振邺为了感激,便打算借中试来酬医。但无论是买是送,总是通了关节,陆庆曾也照此被逮捕下狱。他本来家世贵显,是个高枕无忧的富足翁,却因一时功利之心,转瞬身陷囹圄。

“南北之争”源自明朝。明朝末年,南方籍大臣和北方籍大臣党争十分严重,南方派系以江浙大臣为核心,北方派系则以山东籍高官为首。因南人多文采出众者,故崇祯一朝中南人占了上风。冯铨和刘正宗当时均在明朝廷中任职,冯铨是顺天涿州人,刘正宗是山东安丘人,均是北方派系,因此备受南方大臣打压。“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入清后,两人都当上了清朝的高官。冯铨入内院协理机务;刘正宗善写五言古诗,又写得一手好字,其书法号称“秀妙无伦”,因文章、诗词、歌赋出众,成为顺治皇帝的文墨挚友。顺治皇帝每得著名书画,必经刘正宗鉴别评定后才归御府收藏。顺治皇帝还常常将所得名人字画和自己作的字画及亲笔题字赐给刘正宗,御府图九九藏书书题跋也多出自其手。江山换了主人,大臣却还有不少是前朝旧臣,“南北各亲其亲,各友其友”,冯铨和刘正宗成为北方派系大臣的首脑人物,党争依旧在延续。

这边的问题解决了,那一边的小妾却觉得十二分的委屈,要她改嫁给一个穷酸秀才,无论如何她都不肯答应。李振邺便告诉了小妾他已经被内定为同考官的事,他打算让张汉做中间人,去联络三名急于中举的考生,一名考生收取贿银六千两,张汉再加收两成的中间费一千二百两,这样,小妾也就衣食无忧了。小妾听了十分欢喜。于是,李振邺通过小妾带话,让张汉出面,去向考生卖考场关节。

当年十月十六日,顺治皇帝巡幸南海子,其实是想借机探访董鄂妃。就在这次巡幸时,顺治皇帝突然召见诸大臣及科道官(六科给事中与都察院各道监察御史的统称),面谕众官要恪尽职守,不得徇私包庇。

初审时,同考官中只有李振邺一人查有实据。众同考官都有卖关节之事,却唯独他一人受罚,李振邺自然不甘心,于是检举揭发了张我朴、蔡元禧等人。这些人又检举出其他同考官。一时间,赃官互相攻击,互揭其短,贿赂关节暴露无遗。案情很快就调查清楚了,共审实有四名同考官卖了关节,为李振邺、张我朴、蔡元禧、项绍芳,科臣陆贻吉也作为中间人牵涉其中。

历来乡试考生众多,正、副两名主考无法遍阅全部考卷,所以按照惯例还要另外选派十四名考官,称为“同考官”,又叫“房官”,负责分房阅卷,先筛选考卷,有看中的,再依比例向正、副主考推荐。同考官多为进士出身的闲散小京官,一般从各衙门中科举出身而有才名的散官中选出。因为同考官向主考官推荐的试卷,十之七八会被录取,这其中大有文章可做,所以每到乡试举行前两三个月要内定同考官人选的时候,就开始有京官竭力钻营,以谋一席同考官之任。刑科右给事中任克溥便一直垂涎同考官的席位,但却没有被选中,心情很是郁闷。大理寺的左评事李振邺、右评事张我朴及国子博士蔡元禧、行人司行人郭濬等都是当时颇有才名的新进,因此在这一年被膺选入闱。尤其李振邺、张我朴二人均年仅三十有余,号称年少轻狂,立即成为不肖士子们刻意钻营通关节的目标。

正因为出自李振邺的关节太多,茶坊酒肆舆论纷纷。有人说:“今年北闱要凭文章才学考上可是难了!光同考官李振邺一人,就不知道卖出了多少关节!”张汉听到消息后,很是忧虑,回家告诉小妾说:“我开始以为李振邺只是让我卖了几个关节,花了钱的考生必然能中。哪知道如今人言藉藉,到处都在讲李振邺,恐怕很难收场了。”小妾又将此话告诉了李振邺,李振邺以为张汉在背后与人议论自己,勃然大怒,立即骑马出门,找到张汉,当众打了他几个耳光,呵斥说:“我以心腹待你,你为什么还在外毁败我的好事?”张汉当众出丑,羞赧欲死。二人关系由此交恶。

顺治十五年正月十五元宵节之时,顺治皇帝召集中试举人(除去已经因通关节被定罪者)在太和门复试,题目由皇帝亲定,每名考生身后均有一名满兵监视,考生难免惴惴不安。顺治皇帝为了安定人心,特意下谕说:“尽心构艺,不必畏惧。”并派专人为考生供给茶烟,照料甚周。两日后放榜,取中米汉雯等一百八十二名,均准许参加当年会试。只有丁霍某某等八人因文理不通,被革去举人。

之所以卖关节者和买关节者均如此明目张胆,只因为科场关节由来已久,不是什么新鲜事。以往关节败露,不过是考官降谪、考生斥革。对于一些有钱无才的考生而言,如果不作弊,一定不能中举;作弊败露了,最差的结果也不过是不能中举,但一旦蒙混过关,从此就可出人头地了。

明朝弘治十二年,三十岁的唐寅带着江东人的殷殷期望赴北京会试。唐寅,字伯虎,十六岁时参加吴中地区院试,得第一名,轰动了整个苏州城。二十九岁时,参加了在陪都南京举行的应天府乡试。南京及周围地区素为人文荟萃之地,是明朝文化、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人才辈出,而唐寅以第一名考取举人,声名远播,成了天下闻名的“解元公”。主考官梁储认定唐寅是天下奇才,特意将他的答卷带回京师,给礼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程敏政看。程敏政十分赞赏,叹息说:“一解首不足重唐生也!”刚好次年会试由程敏政与李东阳主持,天下人均认为状元公非唐寅莫属,唐寅也自认为“功名富贵”指日可待。

张汉囊中羞涩,连食宿都成问题,不得不借宿在湖州同乡李振邺家,当然无力用金钱去贿赂考官。看到众多竞争者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他不由得十分发愁。就在此刻,喜讯从天而降——张汉的朋友李振邺竟然被内定为本届顺天闱乡试同考官。

南宋时,丞相秦桧权倾朝野,朝中大臣无不对其趋炎附势。有一年科举,秦桧的族侄秦暄将要应试。临考前,秦桧派人将中书舍人程子山召入相府,自己并不出面接待,只让仆人用美酒好饭侍候。程子山独自一人呆得无卿,看到桌子上有一篇写着“进士秦暄呈”的札文,便翻看起来,由于浏览再三,几乎能够背诵下来。几天后,程子山接到入闱典试的任命,并得知秦暄将参加考试,便立即想到之前秦桧刻意安排的苦心,于是以秦暄的札文作为考试内容。如此一来,秦暄自然高中榜首。

顺治皇帝本来正在兴头上,意气风发,突然接到了这样一封奏疏,见之前的殷殷期望付诸流水,当即龙颜大怒,下令吏部、都察院严加追查。顺天科举大狱由此而兴。

唐朝和明清的科举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差异,主要是二者实行科举的目的就已经大相迥异:唐朝是为了选才纳贤,为国家选拔有用人才;而明清是为了束缚士人的思想,加强君权。数百年来,八股文扼杀了无数人的创造力,明清的科举也失去了初创时的积极意义,不能造就人才,而选拔出来的人也并非学问出众之人,这也是为什么明清许多状元自及第后就默默无闻的原因。但是,对于常人而言,科举是步入仕途的唯一阶梯,过了这关,就是鲤鱼跃过了龙门,就会变化成龙,利禄所在,天下人无不趋之若鹜。

只是,李振邺性本贪婪,除了让张汉经手卖的三个关节外,还通过官场、同僚渠道来卖,总共卖出了一二十个关节。因为同考官只有推荐卷子的权力,推荐的卷子一般都有定额,李振邺卖出的关节已经远远超出了他推荐卷子的定额,因此出钱买关节的人能不能中就值得怀疑。

按照规定,各房同考官对试卷是没有决定权的,他们只能将他们认为好的卷子圈出来,推荐给正、副主考官,称为“荐卷”,俗称“出房”。对于特别出色的试卷,同考官会特别推荐,称为“高荐”。那些没有得到同考官推荐的卷子则被称为“落卷”,同考官必须在这些落卷上也写上批语,说明不予推荐的理由。为了防止佳作被弃,主考官有权在落卷中搜寻好的试卷,称为“搜落卷”。不过因为试卷众多,正、副主考搜落卷只是个形式,他们一般会集中精力在同考官的荐卷上,再按比例选取考中者。比如倘若从李振邺的荐卷中选中五份,那么也必须在张我朴的荐卷选出五份来,这样一碗水端平,没有看轻哪位同考官的嫌疑,不会得罪同僚。

更有甚者,还有考官在考场中明目张胆地帮助考生作弊的奇事。明朝万历年间,首辅张居正权倾一时,他的三个儿子参加科举考试,“尚书巡抚以下,日夕候门”,“监试御史为之传递文字”。最后,张居正的三个儿子都是高中金榜。

顺治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新年伊始,二十岁的顺治皇帝突然发布了一道谕旨,内容并非军国大事,而是限制八旗子弟参加科举考试。这道谕令刚好在大比之年伊始发布,显然有着特别的意义。

这边李振邺浮薄寡虑,大张旗鼓地纳贿舞弊,另一位同考官张我朴也没有闲着,只不过他不像李振邺那样志在钱财,而是更高一筹,志在前途。当时参加顺天府乡试的有不少是他省在京官员的子弟,张我朴趁机给这些人大送关节,打算借此交结权贵,树党援己,为日后升迁寻找门路。虽然其他同考官也各有买卖关节之举,但均不似李振邺、张我朴这般公然孟浪。时有“张千李万”之谣,意喻二人门庭若市,所卖、送出的关节极多。

但陆贻吉见到满城风雨,舆论大哗,便告诉同僚任克溥说:“张汉与蒋文卓写揭帖揭发了今科之弊,想不到把我的名字也无端牵涉了进去。我自己要上疏,检举这件事。”其实他本人确实曾为行贿的士子和受贿的同考官居间说合,心中不能自安,所以才有自我检举的意思。但他一时又下不了决心,依然心存侥幸,是以一直观望,未见行动。

唐太宗李世民、武则天、唐玄宗李隆基三人是完善唐朝科举制的关键人物。唐太宗扩充国学规模,进士科录取极严;武则天首创了殿试,并增设取武将的武科举,但殿试只限于武则天当政时,并未成为唐朝定制;唐玄宗时,诗赋则成为进士科的主要考试内容。终唐一朝,科举取士约一万人,唐朝的宰相百分之八十是进士出身,由此可见科举的影响和成效。值得一提的是,在唐朝,授予新科进士的官职远较后代为低,唐朝秀才科上上第授正八品上官职,明经科上上第授从八品下官职,进士、明法两科甲第授从九品上,乙第只能授最小的官从九品下。盛唐著名诗人王维高中状元后,授官太乐丞,即为从八品下的小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唐朝的科举有点类似现代的公务员招考。

清朝对乡试考官的任命有明文条例规定:各省正、副主考官分别以翰林、给事中、光禄寺少卿、六部司官、行人、中书评事等选任,各部衙门慎选报送后,由吏部拟定正陪,疏请皇帝任命;已充任会试同考、乡试主考官者不得重送;顺天同考官由吏、礼二部选用,各省同考官则由巡按御史从当地选用。

根据规定,凡国子监监生及府州县学生员学成者(即通过学政主考的岁考的秀才)、儒士未仕者、官未入流者,都可以参加乡试,人数不限。一些有钱人家的公子因读书不熟,才思迟钝,连秀才都考不中,本来是没有资格参加乡试的。但只要打通地方关节,公开纳资捐钱,便可附名府县学,或取得略胜于府县学生员的国子监监生的资格,名正言顺地取得参加乡试的通行证,不必冒任何风险。不过,要通过乡试,取得举人资格,难度就大多了,因为各省乡试录取举人的名额是有规定的,报名的考生历来远远高于录取名额。不过,一旦中了举人,便具备了做官的资格。正如《儒林外史》中所言:“不九九藏书要说算命、拆字是下等,就是教馆、做幕,都不是个了局。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中举的诱惑相当之大,对于一些没有真才实学的人来说,想要挤过乡试这座独木桥,混上举人的身份,就只能另想他法了。

任克溥时任刑科右给事中,他之前也曾努力谋取同考官一席未果,此时便对陆贻吉的话留了心。之后,任克溥暗中将事情了解清楚后,并没有立即上疏揭发。他时任给事中,正是负责监察的官员,却隐忍不发,显然是幕后涉及党争。他驻足观望,只是在等待最好的时机。

八月初八,乡试开始前两天,受卷、弥封、誊录、对读官员齐集至公堂,一齐戳印坐号,即将考生姓名编号,排定号舍坐次。排号前,先有意将号戳弄乱,由书吏随手检印,于试卷及号簿同时用印,分号舍编排坐号。

在随后的调查中,之前风头最劲的李振邺也最先倒霉,并由此牵扯出一大批人来,他的二十五个关系考生一个都没有漏网,其中的祸根就在他亲笔写的那张名单上。当初,李振邺将关节考生写在字条上,交给亲随灵秀去查对。事情完结后,李振邺该当向灵秀要回字条销毁,但他一时忙碌,竟然忘记了。灵秀还是个少年,根本不知道轻重,将字条拿给了同伴冯元看。冯元也是李振邺的家仆,李振邺素来刻薄少恩,冯元一直怀恨在心。他看到字条后,立即如获至宝地夺了过来,据为己有,打算日后作为钳制要挟李振邺的凭据。结果,吏部、都察院调查刚一开始,冯元就拿出了这张条子,铁证如山,按图索骥,名单上的人物也被一网打尽。

这样走一遍流程下来,一本卷子上布满了各种颜色。这是因为清朝对阅卷官在试卷上的用笔颜色有很严格的规定:誊录官用朱笔,监临官及监试、提调、受卷、弥封、外帘收掌等官用紫笔,同考官与内帘收掌官用蓝笔,对读官用赭笔,正、副主考官则跟考生一样用墨笔,合起来总称“五色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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